当一个文艺的吃货来到兰州
首先是抱歉，这一期我们的封面人物也是韩寒。作为杂志人，我当然并不喜欢杂志封面被名人绑架。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过几次名人面孔刷杂志封面的现象：张艺谋、伊隆·马斯克，现在轮到韩寒。
名人在宣传期刷杂志封面，曾是时尚生活方式类杂志最大的陋习。每到电影宣传期，大导演和大明星就开始在各个杂志封面出现。以至于到后来一个艺人没有新电影上映、没有新代言也没有演唱会却上了杂志封面，反会被认为是件怪异的事。这股风气也开始向其他类型杂志蔓延。原因很简单：名人（尤其是有曝光需求的名人）需要露出；而杂志需要名人来撑场面、卖杂志。
其次是小心翼翼的解释：我相信我们呈现出的韩寒和其他人物类、时尚类的杂志有所不同。为此我们上海站两位优秀的同事卢华磊和唐晓园做了不少努力。我收到修改完的最后一稿时，邮件显示发送时间是凌晨4点多。
我们在编前会上确定的主题是韩寒如何学习同商业世界共处。所有的“文艺青年”终归是要面对现实世界的。而商业就是最大的现实。韩寒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中属于佼佼者和幸运者行列。他很早就俘获了名气和一定程度上的利益，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骄傲的姿态。但即便是他，也还是要去面对“现实”这件事。就好像《麦田守望者》中的霍尔顿·考菲尔德。年轻时，凭借着单纯的骄傲、对世界的不屑和聪明的俏皮话就能够博得满堂喝彩。但霍尔顿也要长大。如果霍尔顿的故事有续集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生。
韩寒是如何同他的商人朋友们打交道的，可以反映出他如何看待商业世界，如何学习做商业，并将商业作为实现自己“理想”的手段。我们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：“这是一种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商业合作。于冬对《财经天下》周刊说，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，韩寒拍片子需要一个制片人，那就是方励；需要一个发行人，那就是我‘于老板。”但仅仅这么看韩寒同这两位电影商人的关系，又失之简单了。报道中提到，一开始片场所有人都对韩寒直呼其名，但是方励每次开会都会称韩寒为“导演”。方励帮助韩寒确立了“导演”的权威。“导演”是个职业称呼，做“导演”，就应该得到“导演”应有的尊重和权威，自然也应该履行“导演”应该履行的职责。朋友关系的问题是很容易混淆各自权责。从这个细节来看，方励显然没有。保利博纳的于冬愿意给《后会无期》3.5亿的保底票房，我相信他不是给“朋友”韩寒的，而是给他看好的“导演”韩寒的——我们的报道中提到，于冬将韩寒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时期的姜文相提并论。
韩寒自己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：“商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词汇，完全没有必要去避讳它。”这是对待商业的理性的态度。当然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《后会无期》是否能像韩寒和他的商人朋友们预想的那般，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。如果它并没有设想中那样收获巨额票房，而他们仍能持这种态度，那就证明他们真正在以理性的态度做一件同商业相关的事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暂时未能征服商业，我相信以韩寒的聪明程度，未来也会。
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另一件受到媒体行业瞩目的事，是上海《东方早报》新媒体项目澎湃的正式上线。围绕着这个定位为时政与思想的原创新媒体项目，也有诸多争论。在我看来，澎湃的处境其实和韩寒的处境有共同之处：一个早先的“成功者”如何面对新的现实。
现实的残忍之处在于，它其实是完全不在意你之前的那些小小成功的。所以，韩寒必须要证明自己能够和电影世界的商业规则共处，并且能用票房来证明自己——如果韩寒不仅仅是想做一个小众电影导演的话；而澎湃也要证明自己能够在一个习惯了免费、拷贝和快速阅读的互联网媒体世界，能够找到盈利模式生存下去，还能不断发展。当然，同时他们也都还要证明，自己可以在坚持原有的骄傲的同时做到这一点。对于韩寒而言，是保持他的“文艺腔”和对现实的敏锐与嘲讽；对于澎湃而言，是要坚持高质量的原创报道。
联想创始人柳传志讲过一句话：有理想，但不能理想化。当一个文艺青年开始面对现实时，如果没有理想，他很容易变成众人中的一个；但如果过于理想化，他又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，因为他没能学会如何同现实相处。这句话，送给韩寒，也送给澎湃。希望他们能让我们看到“文艺青年”的更多可能。这不仅仅对他们自身有意义，还有很多人在看着他们的尝试——对于像卢华磊这样的年轻人而言，韩寒是一个激励过他的符号；而澎湃，也是传统媒体努力变革自身的一个象征。
——李翔endprint
